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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中国改革再启程

2017-11-18 18:57

访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常修泽

本报记者 周子勋

改革是今年政府工作的主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5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70处涉及“改革”二字。那么,怎样把握经济改革的基本趋势?怎样继续推进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如何推进分配体制改革?围绕相关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常修泽。

中国面临“整体发展模式”转型

中国经济时报:怎样把握现在经济改革的基本趋势?

常修泽: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样的点位上?我认为,是处于中国第二波历史大转型和第三波历史大转型的交叉期,这是从历史长河来看的。中国第一波历史大转型,从1919年到1949年,即社会制度转型;第二个历史大转型是经济体制转型,30年多来,进展怎样?我认为,第二波历史大转型远远没有结束,当初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没有实现,攻坚之战的“坚”没有攻下来,比如垄断行业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经济领域的改革任务还比较艰巨。资源配置方式,应该说市场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在竞争领域得到比较充分发挥,但在非自然垄断环节,我们市场化的战车还没有开进去,正遇到强烈的抵抗,所以这个任务没有完成。这是我的看法。

但现在的复杂性在于,第二波转型没有完成,第三波历史转型已经悄然提上台面,我们面临新的转型,就是“整体发展模式”的转型,至少包括五个:中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资源体制。

中国经济时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那么,怎样推进所有制结构的改革?

常修泽:我认为,一是国有、民营实行“两平一同”;二是国有企业的分红制度要改革;三是与财政部有关,就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要解决。

分配不公是由产权制度造成的

中国经济时报:你觉得如何才能推进分配制度创新,促进社会公平分配?

常修泽:关于分配问题,我的一个观点是,分配不公的问题深层次看是产权制度造成的,包括土地产权、垄断行业的经营权等。我们要研究分配问题,不能不触及产权问题。此外,“富人得势”和“得势变富”是要探讨的问题。对此要做出价值判断。特别是有些官僚,用权力索取利益,因此“得势变富”是要警惕的;当然,富人得势的问题也不可小视。

我认为,要实现分配制度创新,必须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和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两个同步”增长。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也“不同步”。前几年,在国民收入内部,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及居民收入在再分配中的比重呈下滑趋势。针对此问题,需要强化“包容性发展”理念,实现由“国富”到“国民共富”的转型,进一步理顺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实现“两个同步”增长。

第二,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坚决遏制并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是“包容性”分配制度创新的“硬骨头”。要特别强调分配原则和过程的公平化。这就要求必须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要深化工资制度改革,健全要素参与分配制度。针对分配结果的不公平,应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着力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众的基本收入、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重点培育中等收入群体,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并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以努力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第三,突破社会收入分配的 “体制瓶颈”。收入分配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制度体系,其中蕴涵着诸多深层次的体制性障碍。比如,劳资关系问题、土地资源产权问题、垄断行业壁垒问题、个税体制问题、国资红利问题,等等。因此,应源于分配,高于分配;甚至源于经济,高于经济,围绕制度创新来做更大的文章,寻求收入分配改革的三个提升:一是由促进经济发展切入,向促进人的自身发展来提升。二是由分配制度改革切入,向产权制度改革来提升。三是由财富创造和分配机制转型切入,向政府和社会方面的转型来提升。

用人本思想解决分配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消费、民富、分配三个关键词,是2012年经济工作中关注的几个问题,这三者的逻辑或者纲是什么?用什么主线串起来?

常修泽:我建议用“人本”或者是用“人权”思想把它串起来。

其一,消费。看消费问题要有两个视角:一是增长主义的视角,因为出口受挫,投资率下降,所以必须扩大消费,这是经济增长逻辑。固然,经济增长对中国很重要,但是我还可以提供另外一个视角,就是人本主义的视角。我们要关注人,要促进每个人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而人真正做到全面的自由的发展,消费是题中应有之义,这里就要解决十个字,使消费者“能消费”、“敢消费”、“安全消费”。这叫什么?这叫消费者主权。而消费者主权是人权的一部分。

其二,民富。提出“民富优先”是对的,有人说“民富优先”是挑拨人民和政府的关系,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民富优先论符合我的《人本体制论》一书的思想。但在这个领域里面,除了研究民富的比重和规模以外,我认为突出还要研究民富的权力实现机制,掀掉压制民富的体制性的“石头”。

其三,分配。现在中国说居民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者报酬在二次分配中的比重都有下降,为什么下降?背后深层次的东西是什么?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下降,我认为是政府收入所占比例增长太快。因为在一定既定的总量范围内,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是“跷跷板”,是此长彼消的关系。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它到哪去了?到企业、政府去了,而且主要是到了政府。我看了比重变化,社会总储蓄结构里居民、企业、政府各自的增长情况:这些年有三个数,居民涨了2个点,企业涨了4个点,政府涨了8个点,这里可以看到“官权强势”。二次分配中劳动者的报酬为何下降?原因可能有诸多方面,根据我的分析是在涉及报酬的 “金三角”社会结构(劳方、资方、政府)中,劳权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因为我们的工会职责未到位。反映出资本的强势,劳权的弱势。对此,我建议一定要改变刚才所说的“两个强势”,即改变官权强势和资权强势,加大劳权的力度,实现官、资、民三个权势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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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11-18 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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